高中时，我这样理解学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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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术这个词对我很神圣。初高中的时候，我经常阅读民国学人的掌故，什么刘文典和沈从文的龃龉不合，胡适的打牌和怕老婆，傅斯年傅大炮，陈寅恪和王国维的坚守和决绝，如数家珍。那时候，我以为学术就是读古书。我看到傅斯年两岁发蒙，十岁遍读经史，心里暗自后悔不及，读书晚了。于是我记下了梁启超给的一个书单，如目天书，大概有一百多本，打算慢慢读完。很多年后我才发现，当我在看梁启超的时候，我妹妹已经看完了夏目漱石和曼昆。

一晃很多年过去了，曾经的读书计划算是耽搁了，唯一的长进是耐心有所增长，回头看当年见之则惧的书单，也恍如令人愉悦的亲切读物。大书也买过几部，分赠诸友者有之，尘封者有之，随时翻阅，会心一笑。我经常想如果年岁渐长，有十年较为闲暇的光阴，应该可以粗略地把梁启超的书单读完。

高中最后一年，我开始听说萨义德、博尔赫斯、波伏娃这些名字，再次震惊于自己的无知，不知道这些各方神圣分属哪个学科和知识领域。我在书店上看到了尼采——尼采现在很大程度已经成为通俗读物了，看到了马尔克斯，看了托克维尔和勒庞，读完了奥威尔的《1984》、马克斯韦伯的《学术与政治》，又一个世界在我面前打开，我但觉浩瀚，而不知深浅。

上大学之前，我以为学法学就是立法的，学政治学就是从政的，学公共管理出来应该当总理。上大学之后，开始有同学蜗居斗室旬月不出，在不理不剃因而毛发渐长之际，似乎知识也变得同样淹通，他抱着外国学者的著作跟我说，法是万物最高的理。

我开始在学校里听到民初思想的嬗变，到五四知识分子的转型、再到80年代的思潮中兴，而终归于寂灭。看到在一个穿着T恤和人字拖，养着一只瘦猫，午后才营业地开着一家名叫“臭虫书店”的老板。书店里书籍杂乱而烟尘弥漫，走起路来地板嘎吱作响，却囊括着几乎所有人文社科的伟大著作，我至今还能记得哪本书放在哪个位置。

正如校门口卖冰糖雪梨的是曾经的美术老师，藏龙卧虎之际，看起来万年单身的三十多岁的书店老板，竟是本校优势学科的硕士校友。在我们想买一套广西师大出版社的理想国译丛时，他有些慌乱地将书收起，跟我们说这几本书被禁了。

柏拉图是政治学第一课的必修，于是我开始知道福山、亨廷顿，知道福柯和马尔库塞，知道了波普尔和塔勒布、里尔克和佩索阿，搞清楚涂尔干和迪尔凯姆不是两个人。在这些我尚能简单归纳出谬误逻辑的学科之外，还有一个学术领域我完全看不懂，是财经。

在书报亭摊开的一个环形桌上，四分之一的报刊是俊男美女，四分之一是言情小说，四分之一是南风窗、南方周末之类的综合时评、还剩下四分之一是财经报道。面对最后四分之一时，高中时那种无知的无助感又回来了，要学习财经，就要学习数学。

在花了数年入了财经的门后，各个基础的人文社科对我基本没有了秘密，社会的组成运转在书面层面也渐次开朗。我终于可以理解许知远跩的是哪些书名，进行基本的学科沟通，煞有其事探讨什么是人文精神，什么又是学术思想。

那是青春啊。

我开始试图学习正儿八经的学术，发现在学术期刊上，上面的人名不见踪影，取而代之的是SFA、VAR、DEA、LASSO、BHAR、DSGE之类我既看不懂过程，又看不懂名字的方法和极其复杂的数理推导。我在弃学的边缘游走。我太难了。我很想知道梁启超如果看到这些名词会做何感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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